罗隆基——“翻手云，覆手雨的政治野心家”

罗隆基这个人，头衔可不少，他当过大学教授，搞过政治活动，还是民盟的重要头头之一，甚至还做过新中国森林工业部的部长。但这些风光无限的身份，在1957年全都没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顶“大右派”的帽子，这顶帽子一直戴到了现在。

有个打心底里喜欢搞政治的人，最后还是被政治的漩涡给卷进去了，这就是罗隆基躲不掉的结局。

【一、“五四运动”走出来的闯将】

1919年2月份，巴黎和会上中国吃了亏的事儿传回了国内。有个来自江西的小伙子，得知后火冒三丈。他拿起笔，先后用了“夜渡”和“光辉”这两个假名，在《新青年》杂志上写了文章，把北洋政府巴结洋人、出卖国家的坏事都给抖了出来。

这个年轻人罗隆基，凭借江西考生里总分排名第一的好成绩，成功踏入了清华的大门。

5月份，北京大学组织了一场学生大会，参会的有北京12所中等规模以上的学校代表。大会的中心议题是批判那些背叛国家的政府行为，坚决保护咱们国家的权益。罗隆基听到这事儿后，心里头那个激动啊，他立刻找了几个铁哥们儿，自己抄起脸盆就边敲边吆喝起来。

各位，咱们得赶紧行动起来，一块儿努力拯救国家！

听到罗隆基的大声喊叫，本来已经躺下睡觉的同学们情绪高涨，一个个都爬起来跑到球场。到了那儿，就听到罗隆基站在球场中间，慷慨激昂地说着话，他提议大家第二天一起去天安门，参加爱国游行示威。

罗隆基的建议赢得了在场所有同学的支持，到了第二天下午，罗隆基带着好几百名清华的校友，跑到天安门那边，跟北京大学还有其他学校的学生碰了头。

5月4号那天，罗隆基被大家选为了“北京各大学校学生联合会”的执行委员。与此同时，清华大学也成立了个演讲团，罗隆基是这个团里的重要人物。他老带着团员们跑到市中心，讲一些要惩罚国内坏人、争取国家权利的话。这样一来，北洋军阀政府可吓坏了。

过了几天，罗隆基跑到北京西单街口去讲话，结果北京军警的头儿吴炳湘带着一票军警冲过来想抓他。罗隆基面对危险，一点也不害怕，还大胆地骂那些军警。军警们被气得火冒三丈，马上就要动手抓他。好在有其他学生帮忙，罗隆基这才躲过了一劫。

那天晚上，罗隆基冒着风险去参加了在马神庙举行的，有12所学校的学生头头们参加的会议。在会上，他主张大家得继续抗争，别怕被抓。他说，学生被抓得越多，反动政府就越是给自己找麻烦。

没多久，罗隆基在支持北京大学的一次活动中被抓进了监狱。还好，多亏了学校里的老师和社会上的一些明白事理的人出手相助，他才被救了出来，能够重回清华园继续读书。

在“五四运动”那会儿，罗隆基和另外两个来自江西的厉害学生，被人们叫做“江西三猛将”。有句话说得好：“江西三猛将一闹腾，北京政府可就坐不住了。”这就是当时大家对他们的高度评价。

那段时间里，罗隆基简直就是个猛将，是个脑子灵光、点子多的学生头儿。他那股子浓浓的爱国情怀，感染了不少人。跟之后那个光说不练、满脑子政治野心的罗隆基比起来，简直就是两个人。

【二、黑暗下构建人权理论体系】

1922年，罗隆基得到了公费的机会去美国深造，他选了政治学，后来还拿到了博士学位。在美国学习的那段日子，对他回国后推动的“人权运动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

“人权运动”是胡适、罗隆基他们那一帮“平社”的人，为了推动自己的政治抱负而搞起来的一场活动。他们通过《新月》这个月刊，来发表和宣传自己的观点和主张。

1929年12月，蒋介石摆出一副开放的姿态，给全国的报社发了电报。他说，国民政府想要改变，想要创新，所以向大伙儿，就是社会上的各位，打听打听，看有没有啥好办法能救国家。

真相总会大白，蒋介石那套假装民主实则独裁的把戏，被社会上不少有识之士看不起。罗隆基抓住这个机会，公开发表了《我谈党务上的“直言不讳”》这篇文章。

罗隆基在文章里头直白地说，国民党那个所谓的“党治”，其实就是“一党说了算”，把大家的思想和说话自由都给压住了，这跟民主政治那是完全唱反调的。

罗隆基当面痛斥国民党，这让国民党大为恼火。于是，他们采用政治手腕来对付胡适、罗隆基等人，发动了一场“围猎”。没多久，胡适就被逼得没办法，只好辞去了中国公学的校长职位。

在“人权运动”刚开始那会儿，中国的人权状况真是一塌糊涂。胡适和罗隆基站了出来，他们说要搞宪法，用法治国，搞民主政治，还得让人能随便说话、随便想。这些想法跟国民党政府对着干，结果他们就被国民党狠狠地打压了。

论战愈演愈烈，罗隆基并未被国民党的高压手段吓倒。在最艰难的时刻，他挺身而出，成了《新月》月刊的领头人，一篇接一篇地发表着尖锐的文章，慢慢建立起自己的人权理论框架。

他的那些政治评论文章让国民党反动派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因此，国民党上海市第八区党部就向上海警备司令部举报罗隆基，说他“说话反动”，还怀疑他是“共产党的人”。

这件事没让罗隆基打退堂鼓，反倒让他跟国民党的斗争意志更加坚定了，也悄悄改变了他之后的政治立场和行动方向。

出狱以后，罗隆基把自己怎么被抓以及当时的想法写成了文章发表出来。他那不服管的性子，把国民党当局惹毛了。国民政府教育部马上给光华大学发电报，让他们赶紧把罗隆基给解雇了。

罗隆基被解除教职后，一门心思扑在写文章和评论政治活动上。就拿1931年来说，他一口气发表了17篇著作和翻译的文章，成了“人权派”里头，在《新月》月刊上发表文章最多的那个人。

这些文章涵盖的范围挺广，里头包括对英国拉斯基论文的译文，接着讨论了人权议题，还介绍了对美国政治的研究等等内容。

受到英国和美国教育方式的影响，这时候的罗隆基变得有些空谈理想。他一边批评国民党的统治，另一边也不支持共产主义以及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武装反抗。

在《说共产主义》这篇文章里，罗隆基特地指出了他对唯物历史观、辩证思考、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看法，还有他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观点的不满。

由于对中国共产党引领的工农革命存在错误认识和偏见，罗隆基不光反对共产主义，还给国民政府支招，说是要“搞定中国共产问题”。这种做法，让他遭到了左翼激进派舆论的指责和回击。

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后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，那场长达近三年关于“人权”的大辩论，最终也没能得出个明确结果，就这么不了了之了。

【三、罗隆基与他的第三条路线】

抗战快要结束的时候，政治老手罗隆基瞧出了国共两边没法和解的争斗，他琢磨着拉起第三个大党派，好让国共两党别老是用武力对着干，同时呢，他也想趁这机会圆了自己的政治梦。

罗隆基提到的第三个大型政党计划，简单来说，就是想把民盟和其他一些小党派凑一块儿，弄成一个既不靠国民党也不靠共产党的第三方势力。

中国民盟在抗战那会儿，就是一股中间力量，以后国家建设的时候，它还得继续当这个中间派。民盟在建国的路子上，得走出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条路之外，自己搞条“第三条路”。

“另一种途径”这个说法，其实是从拉斯基在二战时候讲的“另一条出路”那里演变来的。罗隆基呢，他没直接套用拉斯基那个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，而是根据咱们国家的情况，琢磨出了一条看起来很中立，但实际上挺能迷惑人的政治道路。

从这事儿能瞧出罗隆基政治上的大转弯，他原先可是个激进的领头人物，到处发表大胆看法，但后来慢慢变成了个有政治野心的家伙。

1945年10月份，罗隆基在民盟的一次全国临时大会上，替民盟中央讲了话，主要说了他的“第三条道路”的想法。他详细地阐述了这个政治主张。

在报告里头，罗隆基提出要打破国民党一家独大的局面，他挺赞同共产党那个建立联合政府的点子，就是得有各党派还有没入党派的人士一起参与。他还在自己写的文章和给民盟写的文件里头，重点说了得开个党派政治会议，大家坐下来商量商量，一起把联合政府给建起来。

这个理念赢得了中国共产党的认可与扶持。抗战结束后，中国共产党和民盟在一连串的政治较量里，始终维持着合作的关系，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罗隆基的民主思想。

1946年1月10号那天，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开场了。民盟的代表罗隆基也去了，他参与了重新搭建政府和起草宪法的一系列商量和谈判。经过了二十多天连轴转的紧张讨论，终于在1月31号那天，大家伙儿达成了五个重要决定，分别是重组政府、定下了和平建国的规矩、解决了军事上的事儿、国民大会的安排，还有宪法草案的事儿。

现在罗隆基心情还算不错，他相信中国很快就能迎来和平的日子。他跟马歇尔聊起天来，说道：“共产党那边退让了不少，蒋介石那边倒是挺头疼的，我们民盟的未来看来挺有希望的。”

罗隆基琢磨的那个“第三条路”其实没那么好，里头有不少大问题。这想法里头，自由和平等好像有点儿掐架。它想着用计划经济来实现政治上的平等，但这么一来，政府为了搞平等，可能就会滥用权力，把法律对个人权益的保护给破坏了。

要是法治的根基没了，那就等于说，在法律给咱们撑腰的自由也没了，这点罗隆基没看到。

表面上看似平静，但背后却藏着不少小动作。国民党那边，心里头压根就不乐意跟别家一起分享权力，组建什么联合政府。蒋介石领头的国民党反动头子，一门心思想着通过打仗，把中国共产党给灭掉，好让他们自己独揽大权，搞起专制独裁那一套。这样一来，战争也就不可避免地打响了。

罗隆基和他的民盟伙伴，对于国民党不遵守政协决定，还挑起内战这事儿，看得不够透彻，也没拿出啥有力的办法来提前防着或者惩罚他们。所以啊，他那套“第三条道路”走不通，其实也是早晚的事儿。

【四、孤独中离去】

1948年那会儿，解放军正势头很猛地收拾蒋介石的势力，可罗隆基这家伙，却不管大局咋样，非得跟中国共产党对着干，要求平分秋色。

提出不再一味支持偏向苏联的外交路线，转而推行亲近美国的所谓和睦外交策略。希望民盟里不再有中共的党员交叉任职，民盟得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方向。

要是中国共产党不答应那些要求，民主同盟就打算不干了，退出联合政府，变成在野党。不过，这封以民主同盟名义写的信，其实是罗隆基一个人的主意。那时候，民主同盟里的史良、许广平、楚图南他们，还有好多其他同志，都不赞成罗隆基这么做。

吴晗接到罗隆基让他送信的任务后，觉得信里的主张简直离谱，所以当时他压根儿就没打算把信交出去。

吴晗觉得，罗隆基的真实想法就是让中共接纳他那套资产阶级的反对方案，想让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路子。要是中共不买账，他就打算以反对党的名头跟中共对着干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罗隆基不仅对民盟的设想有些过于乐观，而且他对当时权力怎么分也很不甘心。你看，像章伯钧这样的民主人士都能当上政务委员和交通部长，史良也成了新中国司法部的第一任部长，可罗隆基呢，就只是个政务委员，他心里头那个憋屈啊，真是没法说。

罗隆基对自己的政治能力非常自信。早在国民党那会儿，蒋介石想拉罗隆基入伙，让他在经济部长和交通部长里头挑一个，可罗隆基偏偏想当外交部长。

1956年的时候，国家让罗隆基去当森林工业部部长。可罗隆基心里还是不太乐意，他嘀咕着，觉得自己更适合干司法或者外交的活儿，而不是整天跟树木和机器打交道。

现在看来，多亏了党中央那时候对罗隆基有比较透彻的了解，要不然，就凭他那亲近美国的立场，要是让他去负责外交或者司法事务，估计又得惹出一大堆麻烦来。

两年后，罗隆基由于一些严重不当的言行，被归为了“右派”。结果，他民盟中央副主席的头衔没了，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也被剥夺，就连部长职位也给撤了。

1965年冬天12月份，北京在经过秋风把树叶都吹落后，看起来特别冷清。这时，有位60岁出头的老护士，踏进了迺兹府这条街，开始她一天的忙碌。

她每天都会雷打不动地在早上8点到达，带上注射器给这儿的主人打胰岛素。这位主人呢，就是很久以前就不再露面于政坛的罗隆基。

护士和平常一样，走到卧室门口敲了敲门。等了一会儿，里头没传来那句常听的“进来吧”。她感觉有点儿不对劲，就慢慢地推开门，往里一瞅，不由得“哎呀”叫出了声。只见罗隆基的被子掉在地板上，他人斜躺着，脸朝下，右手还伸向了地面。

护士急忙跑过去把灯打开，一看地上掉了几片药，是硝酸甘油片，治心绞痛的急救用的。罗隆基有糖尿病和心绞痛，所以他老带着这药。

这次可能是在半夜时分，他的病情突然发作，手抖得厉害，根本没法把药片准确地放进嘴里。他想叫人帮忙，可喉咙里像堵了东西，喊不出声来。于是，他挣扎着伸手去够药，但因为体力不支，连捡起药片这样简单的动作都做不到了。最后，他的手臂无力地垂了下来，生命之火就这样熄灭了。

看看罗隆基这辈子，他前半辈子一直都在和北洋军阀、国民党那些独裁的人斗来斗去。可没想到，新中国快要成立的时候，他却被亲美的想法给搅乱了头脑，接连做了不少错事。

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，大部分之前被错误打成“右派”的人都得到了纠正，不过有五个人，包括罗隆基，明确说了不给纠正。

《罗隆基：五四运动的先锋》说起五四运动，罗隆基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。陈维裕曾专门讲述过他。那时候，罗隆基年轻气盛，满腔热血，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了期待。他看到社会上的种种不公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于是毅然决然地站了出来，成为了五四运动中的一名闯将。他不怕事，更不怕强权。面对政府的压迫和阻挠，他毫不退缩，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和理想。他四处奔走，呼吁大家团结起来，共同为国家的未来奋斗。罗隆基的口才很好，讲起话来滔滔不绝，而且很有道理，很能打动人心。他的演讲总是能吸引很多人来听，大家都被他的热情和真诚所感染。在五四运动中，罗隆基不仅是个喊口号的，更是个付诸行动的。他积极参与各种抗议活动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支持国家的变革。他的勇敢和坚定，让很多人对他刮目相看。可以说，罗隆基是五四运动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。他的事迹和精神，一直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行。虽然时光荏苒，但他的名字和故事，却永远铭刻在了历史的长河中。

《罗隆基：仍未昭雪的“大右派”往事》说起罗隆基，他仍是那个没有被正式平反的“大右派”。罗隆基的一生，充满了波折与争议。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，他被划为了“右派”，从此人生轨迹发生了巨大的改变。尽管岁月流转，时代变迁，但他的这个身份标签，却始终没有被抹去。他曾经的才华与抱负，都随着那个决定而被深深埋藏。在众人眼中，他或许只是个“大右派”，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，他有着更为丰富的内心世界和追求。那些年的风雨飘摇，他经历了无数的磨难与困苦。但即便是在最艰难的时刻，他也没有放弃过自己的信念和追求。然而，这些努力似乎并没有为他带来应有的平反与昭雪。直至今日，罗隆基的名字仍然与“大右派”紧密相连。这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一个标签，更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。他的故事，让人不禁思考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但那些被遗忘和误解的人，又该如何寻找自己的位置呢？无论如何，罗隆基的生平事迹，都值得我们去了解和铭记。他的坚持与不屈，他的才华与抱负，都是那个时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而关于他的平反问题，或许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，才能得到一个公正的答案。

《透过罗隆基书信，窥探建国前的民盟与中共交往》张一帆瞅瞅罗隆基写的那封信，咱们就能大致明白建国前那会儿，民盟和中共之间到底是个啥关系。信里头，罗隆基的话里话外都透着对时局的，尤其是对民盟和中共的交往，他那是相当上心。他说，民盟跟中共那是经常碰头，商量大事，都是为了国家好，为了百姓能过上好日子。那时候，局势复杂得很，各种力量都在较劲。但民盟和中共呢，他们始终保持着联系，一块儿分析形势，商量对策。罗隆基在信里还特别提到了，他们之间的合作那可是建立在相互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上的，这点特别重要。他还说，虽然大家有时候意见不太一致，但都能坐下来好好谈，找到共同点，一起努力。这种精神，在当时那可是难能可贵的。所以啊，从这封信里咱们能看出，建国前民盟和中共的关系那是挺不错的，都是为了国家的未来在操心。他们之间的交往，也为后来的历史发展埋下了伏笔。